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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老六安的年味

    【日期:2019-01-30】 来源:六安新周报【打印页面】【关闭窗口

      自明朝洪武初年六安废县入州,一直讲究年味从小年开始,腊月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三天都是祭灶节。人们从这时开始准备年货,掸尘、祭灶,期待平平安安、干干净净过个好年。

      1 “官三民四船五”

      过去没到腊月二十三,一大早鼓楼街、黄大街那一带已经沸腾起来了。还有六安百货大楼,似乎比往日还要热闹,人们拎着大包小包,可劲地往家里搬运年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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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在健康苑小区一幢居民楼里,83岁高龄的黄大爷扳着手指头对我说,他已经在六安过了50多个小年了。黄大爷是解放初期推着小车从山东老家随解放大军南下来到六安的,并且参加了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。在朝鲜战场上负伤回国,在大别山里的一处部队医院疗养,伤好后复原在银行工作。

      他的老伴黄大妈是地地道道的霍山老城关人,当年在部队医院里是个护士,就是在那次护理中和黄大爷相识的。黄大妈嫁给黄大爷后,一起来到了六安,在一家建筑医院当护士,如今也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。

      聊起小年,黄大妈说,她原先在娘家都是过的腊月二十三。但黄大爷是山东人,他们老家的习俗过的是二十四。老话说“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,嫁个扁担抱着走”,人家是一家之主,只能随他也过二十四了。

      黄大爷被黄大妈的幽默口吻弄笑了,裂着只有两三颗牙的薄嘴唇笑着说,我们那里不仅在腊月二十四过小年,而且还是在中午过。以前在乡下,一年到头没有多少好吃的,大家似乎憋着劲要在春节期间大吃一顿,于是从小年开始,每天都是在年味中度过的。

      小年这天,除要备办较为丰盛的菜肴进行庆贺外,还要举行祭祀“灶神”活动,故小年又称作“祭灶节”。黄大爷还记得老家的做法,取若干稻草秸,切成约一寸长的秸秆子,再以少许炒熟的黄豆拌和,这是灶马料,是供灶神坐骑食用的。祭灶活动开始时,家里掌门的要在灶王爷神位前点烛焚香,供上麦芽糖,然后自灶间至大门外,向空中抛撒“马料”,口中不停地叨咕着: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等话语,这叫“送灶”。

      小时候听大人们说,麦芽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口,使他见了玉皇大帝后不能说坏话。那时候黄大爷就在纳闷,既然灶王爷的嘴给粘住了,坏话是不能讲了,可好话也说不成了,还怎么言好事呀!

      旧时六安人过小年比现在要热闹得多,早在前一天就要做准备,几乎家家户户都自制炒米糖。具体做法是将米入锅炒至焦黄香脆,然后加适量事先熬制好的麦芽糖稀,经拌和均匀后再将其捏搓成椭圆状糖米团。到了腊月二十三的晚上,一家人围坐在大桌子旁,同样也是要放鞭炮的。然后小孩子们打着灯笼出去玩,嘴里唱着童谣:“二十三,糖瓜粘,灶王爷要上天。”

      据说炒米糖在晋代的《荆楚岁时记》中就有记载,当时称为“胶牙饧”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一首诗中也写道:“岁盏后推兰尾酒,春盘先劝胶牙饧。”由此可见,在唐朝它已与美酒一样,成了春节期间必备的佳品。麦芽糖派上了新用场大约是在明清时代,不知怎么就成了祭祀灶王爷时粘糊其口的武器。

      炒米糖我还真见过,现在有时候还可以看到挑挑子卖的,就是那种淡黄色的麦芽糖,粘性很大,北方也叫“关东糖”。以前的要比现在冷得多,把它放在屋外,糖瓜凝固得坚实而里边又有些微小的气泡,吃起来脆甜香酥,别有风味。

      民间传说中的灶王爷本是天上的一颗星宿,因为犯了过错,被玉皇大帝贬到了人间,当上了“东厨司命”。它端坐在各家各户的厨灶中间,看着人们怎样生活,如何行事,把好事坏事都详细记录下来,到了小年就回转天庭,向玉皇大帝禀报各家各户的善恶情况。然后再返回人间,根据玉帝的旨意惩恶扬善。

      过去,老百姓都是讲究因果报应,为了让灶王多说好话,自然要给灶王爷多吃甜食,嘴甜多报喜呀。

      黄大爷还记得小时候家里总要请回一张年画,上面画着一匹马,在画子面前也要摆上饲料。然后再画上个小人儿,喂饱了马由小人儿牵着,然后灶王骑着它上天去报喜。

      平时难得吃到好吃的,这一天由于没有灶王爷的监督,大家都放开肚皮大吃一顿,有的还放纵自己做一些小过错,只要不过分就行。

      过小年应该是中国人共同的习俗,但日子不尽相同,这里面也是有来历的。

      大约从雍正年间开始,清朝的皇帝每年腊月二十三要在坤宁宫祀神,为了节省开支,皇帝顺便把灶王爷也拜了。以后王族、贝勒随之效仿,于腊月二十三祭灶,自此开始有了官民在不同日子过小年的分野。

      因为北方以前是政治中心,受官气影响较重,逐渐老百姓过小年也多为腊月二十三;而南方远离政治中心,小年便为腊月二十四;而鄱阳湖一代的沿湖居民,还保留了船家的传统,小年定在腊月二十五。于是有了“官三民四船五”的说法。

      不同的日子过小年很有意思,大致可以考证出地域的特点。像六安这个地方,虽然从地理分界线上看属于南方,但更多地还是保留了北方的风俗;而本省的一些南方城市,比如安庆,还是习惯腊月二十四过小年。

      其实祭灶的风俗由来甚久。灶王爷在夏朝就已成了民间尊崇的一位神仙。春秋时《论语》中就有“与其媚舆奥,宁媚与灶”的字样。古人祭灶的日期,历来说法不一,有正月、四月、五月、八月、十二月等等。可能是为了简化统一,后来就把灶王爷每月上天禀报一次的做法,演化成了每年上天一次。并且把时间固定在腊月二十三日、二十四日或二十五。这几天也就成了传统的祭灶节日。

      至少在宋代,祭灶节已是个重要的节日了,这点范成大的《祭灶》可以作证:古傅腊月二十四/灶君朝天欲言事/云车风马小留连/家有杯盘丰典祀/猪头烂热双鱼鲜/豆沙甘松粉饵团/男儿酌献女儿避/酹酒烧钱灶君喜/婢子斗争君莫闻/猫犬角秽君莫嗔/送君醉饱登天门/杓长杓短勿复云/乞取利市归来分。

      当然,我们现在过祭灶节实际上就是图个喜庆,保留下中华民族的一份民俗现象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无论哪天过小年,人们辞旧迎新的愿望都是一致的。

      2 “腊月水土贵三分”

      小年一过,皋城人家就纷纷置办年货了。过去鼓楼、东大街、黄大街一带的生意立马好起来,手头再紧张,也要买些鱼肉,请点香烛,所谓“有钱没钱,回家过个团圆年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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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早年的六安州原属于庐州府管辖,后来直隶了,从庐州府里划出了六安、霍山、英山,周边的乡下逐渐养成了逛六安州的习惯,春节前后更是车水马龙、摩肩接踵。那时的交通可没现在方便,搭着班车转眼就进城了。说到打年货,从几天前就要盘算开来,拿出多少钱呀,准备买哪些东西。进城的当天,天不亮就起床,全村人结伴而行,男人们推着独轮车的,妇女们挎着篮子,一路说说笑笑,直奔六安州。

      尽管物资比较缺乏,但为了一年一度的春节欢乐,家家户户在节前10天左右准备年货。年货包括鸡鸭鱼肉、茶酒油酱、南北炒货、糖饵果品,都要采买充足,还要准备一些过年时走亲访友时赠送的礼品。小孩子要添置新衣新帽,准备过年时穿。

      旧时人们把办年货叫赶集,就是大家约定俗成地在固定时间、固定场所进行的贸易活动的俗称,年集是一年中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,一般在旧历新年前腊月二十五。年货的品种有香蜡、纸码、鞭炮、年画、红纸、白糖、烟茶、糖果、佐料等。

      当然,乡下也有店铺,商品品种少、货色差,不过有一个好处,允许赊账。平时记在账上,按个手印就可以把东西拿走了。到了秋收季节要把一年的欠账还清,然后能重新赊欠,当地的行话叫做“还账复账”。春节前的几天,店主忙坏了,算盘声霹雳巴拉响个不停,铜钱进进出出。有的是还得多欠得少,有的是欠得多还得少,少不得还要和店主费上一番口舌。

      城里的生意可就不这样了,一律现钱现货,所以进城打年货的乡亲除了买一些必不可少的东西以外,其实还有逛逛州城的意味。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走上一通,再在拉洋片、玩杂耍的摊位前看上一看,回到村子里也有了炫耀的话题。

      解放前的皋城还是个小县城,农耕文化的色彩很浓。常言道“春耕夏耘,秋收冬藏”,秋收完成以后,大家的手头上多少有点积蓄,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准备过年了。

      过去过年,大家把打年货当做一件正儿八经的事情来做,谁家的年货买得足,谁家的年货买得好,正月里互相走亲戚的时候,谁的脸上就有光,别人的眼里也会露出羡慕的目光,一些眼浅的女人还会埋怨自己的男人:你看人家过的是什么日子,嫁给你真算倒了八辈子霉——这当然是少数。

      那时打年货和现在不尽相同,除了鸡鸭鱼肉、干果点心,还要购买佛马、元宝、线香、蜡烛等。那时皋城城里有几个地方是最繁华的:

      一是现在东大街,两边大多是两层小楼,一楼是商铺,路边还有小商小贩自发地在那里摆摊。那个集市比较杂,买什么的都有,价钱相对比较便宜,但质量次点。

      二是鼓楼街,那里主要是卖鱼肉等高档一点食材的地方,印象深刻的是割上一刀肉,卖肉的用刀尖在肉上拉个口子,用一股稻草绳穿上。买肉的人习惯性地提溜起来看看,心满意足地走了。

      还有一处是黄大街,主要是卖炒货的地方,长长的巷道飘着瓜子、花生、蚕豆、核桃的香味。尤其是卖糖炒栗子,小老板现炒现卖,一边使劲在锅里翻炒,一边高声地吆喝着,立刻就围拢来许多食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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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据说打年货在中国历史很悠久了,千百年来总是当做大事来做。吃的、用的,穿的、戴的,耍的、供的,干的、鲜的,家家都要尽自己的力量置办,仿佛要把攒了一年的钱在这段时间花掉。古书里对打年货也有描述:“十五日以后,市中卖年货者,星罗棋布。”

      旧时的年货如按大类分,大致有饮食、衣着、日月、迷信、玩耍、点缀六大类。饮食中最常见的鸡鸭鱼肉,高档一点的有来自大别山区的野味。那时的物流不发达,市面上基本上看不见海鲜。要是在除夕的餐桌上有一道青椒炒鸡蛋,那就是罕见的佳肴了,因为那时没有反季节蔬菜。

      打年货里还有一样就是置办新衣新帽。六安人有在新年里穿新的风俗,即使是家境不好的,把旧衣服改一改,也要在过年时给孩子换上“新”衣服。那时流行一首童谣:“新年到,新年到,女孩儿要花,男孩子要炮,老太太要棉袄,老头子要买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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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不过,新年的商品虽然丰富,但比平时要贵一些。老六安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:腊月水土贵三分,意思就是整个腊月,东西都比寻常的日子贵上三分。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会有自己的打年货办法,有的是从秋天开始就捡便宜的买,还有的选择庙会或集市,那里东西档次是差一点,但品种多,价格低。

      3 “二十四,写福字”

      这个周末,应邀参加“2019六安互联盛典暨新媒体高峰论坛时”,领到了好些春联,遗憾的是都是印刷的。旧时六安有首童谣,里面有“二十四,写福字”的字样,就是说从农历腊月二十四开始,家家户户都要张罗写春联,以便到了年三十好贴门对子。那时讲究的是现场创作、名家书写,是春节诸事活动中的一件大事。

      中国人过年,写春联、买春联、贴春联似乎是必做的习俗之一。春联以工整、对偶、简洁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,抒发美好愿望,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,被誉为“诗中之诗”。过去文人墨客大都擅长创作对联,并亲自书写,贴于门上。家里来了拜年的客人,自然也要伫立门前欣赏、赞叹一番。

      春联起源很早,有文字资料可查的是《宋史·蜀世家》,上面记载五代十国中的后蜀国主孟昶在公元964年的除夕,令学士章逊在桃木板上题写:“新年纳余庆,嘉节号长春”,这便是我国的第一副春联。而王安石的“千门万户瞳瞳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”更是成了家喻户晓的绝句。不过春联的真正普及却是始于明代,据说还与咱们安徽老乡朱元璋有关。清人陈尚古的《簪云楼杂说》中记载,有一年朱元璋准备过年时,下令每家门上都要贴一幅春联,以示庆贺。原来春联是题写在桃木板上,后来改写在纸上。因为桃木的颜色是红的,红色有吉祥,避邪的意思,因此春联也大都用红纸书写。

      小时候,每到年三十的上午,父亲早早地就把我从被窝里提溜起来。母亲从面口袋里舀出小半碗面粉,在煤球炉子上打浆糊。然后用浆糊把春联贴到门上,父亲一边用笤帚疙瘩把春联刷服帖,一边要我离远一点,看贴得正不正。那时家里就流行把福字倒贴,喻意“福到了”,和今天不同的是,倒贴的福字一般只出现在厨房、储藏间等地的门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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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老六安人回忆解放前的皋城,二十四一过,草市街、黄大街等热闹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卖春联的影子了,一根绳子拴在两棵树的树干上,小细绳上用夹子夹着红纸黑字的对联,那是样品,供人们根据上面的内容选择,然后在地摊上堆放的春联中挑选自己看中的内容。都是一些吉利的对子,经商的喜欢挑“年年顺景财源广,岁岁平安福寿多”;寻常百姓人家则选一些家和丁旺的句子,像“喜居宝地千年旺,福照家门万事兴”等;而那些官宦人家大多喜欢附庸风雅、常常亲自撰书,像“政惟求于民便,事皆可与人言”这样的对联,过去就出现在东大街的一户大宅门的两扇门上。

      高明是位书画家,多年以来保留一个习惯,那就是自己创作对联,自己书写对联。

      过去皋城人家讲究一些的都是这样,即使是粗通翰墨的人也要请来书家上门书写,仪式及其庄重。先是洗脸、净手,再敬香茶,然后抬出八仙桌,备好笔墨纸砚,纸必是那大红色洒金纸。紧接着向书家报出家里一共有几扇门,并且正门、堂屋、厨房、仓房等分得清清楚楚,甚至连屋里住的是何许人也都要交待得明明白白,因为不同的房间,春联的内容是不一样的。

      到了初一早上,皋城城里的文人们聚集在一起,一边相互拜年,一边欣赏各家的春联,既比内容的雅俗,也看字体的高下。

      最好玩的是生意人,他们非常重视吉祥的话语,同时也结合了自己的买卖。高明先生举了几个例子,比如缝纫店的“妙手裁云锦,精心剪春光”,钟表店的“可取以准,勿失其时”,皮草行的“暑去寒来这厢有暖,裘轻草细表里适宜”等。

      当然,更多的普通人家还是要到街上买春联,那时东大街、鼓楼、草市街一带集中了许多卖春联的地摊。

      当时六安世面上卖春联的有两种情况,一种是穷困潦倒的读书人自己撰写自己卖,那可以多挣几个;还有一种虽然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,但还要维持文人的那么一点脸面,于是自己在家里把春联写好,雇人到街面上卖去。曾经有一个姓李的前清秀才,住在东大街。他从小熟读四书五经,师法王羲之、颜真卿、黄庭坚、赵孟頫等大家,尤其擅长魏碑。他撰写的春联一出现在街头,不一会就围满了购买的人。虽然每幅春联比别人的要贵一点,但一个时辰不到就卖光了。

      据说,他一年内在家门口那里要摆上7天的地摊。因为生意兴隆、供不应求,除了从家里写好带去的春联以外,他还根据顾客的要求和内容现场书写,只是那样价钱还要高一点,而光顾的也大多是买卖人。

      李秀才一辈子都没有娶妻成家,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,平时还在街头摆摊替人写信,所赚银两勉强可以维持生计。

      李云胜 作者系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、安徽省民俗学会监事会副会长、合肥晚报最合肥周刊主编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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